对变态人性的全方位审视

 对生命主体的人的理解是人类历史和现代文化研究的核心母题。怎样理解生命存在体的人，就意味着怎样去做生命存在体的人。同样的道理，一种文化将生命存在体的人理解成什么样，就意味着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塑造生命存在体的人，要求生命存在体的人。所谓文化的差异，即对生命存在体的人的理解的不同。生命存在体的人本来怎样？又该怎样？在这些基本观点上，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其一，就是对人性善、人性恶的不同认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至今，其思想认识的主线是主张“人性恶”的观念。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认识主线却是“人性善”的思想。认同者居多，即：春秋时期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自从汉代后来一直是汉民族文化的轴心，成为汉民族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所主张文化思想的轴心是“人性善”。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整座文化理论的大厦都是建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的。启蒙教本《三字经》首句云：“人之初，性本善”。成为全中国人历朝历代人伦道德规范所必须遵循的普遍绝对真理，广为传诵，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后继者、忠实者还有孟子、唐代的韩愈、宋代的程朱理学派、明清的王船山、现代的新儒钱穆、梁漱溟、冯友兰等八大家。孟子云：“所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习其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可见，性本善，具体体现为人生天地之间具有一种超功利的恻隐之心，这正是生命存在体的人的生存标志，是生命存在体的人与兽的分水岭。而这又发端于亲人之间。即“亲亲”，是天然的血缘关系的情爱。孟子日：“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由这一段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整个中国古代儒家文化都是建筑于这孝父母、事亲人与从兄长的本然意愿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文化。而“性本善”的核心则是亲情，即：自然而生和，超越功利的。而对此持否定态度，指出亲人之间的相互冷漠、利用、憎恨、残杀，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自发的还是不自发的，都是对儒家文化的“性本善”观念的釜底抽薪，是致命的一击。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巨流中，完全这样做的人，了了无几，但是，很快就被扼杀了。而今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的一批优秀小说家，却以利刃直刺到孔孟之心窝，使整座儒家大厦倾圮之虞。

    我区青年作家刘建芳的长篇小说是表现夫妻之情、母子之情、父女之情、姐妹之情、母女之情、兄妹之情、嫂姑之情、亲友之情以及同事之情的有条件性和虚伪性。她多次写到“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残疾老板玉荣由怀疑丈夫洪青有外遇而滋生的冷淡、隔膜、厌恶、妒忌、仇视甚至是用几十万元钱作赌注想通过离婚协议书考验洪青的对她的真情，捍卫女性的人格尊严，迫使丈夫束手就擒。但是，洪青还是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于是，玉荣滋生了杀心，由于丈夫负责乡上的修建羊圈而给农户开了空头支票招致老百姓上门纠缠而陷入赌博深渊，又因欠赌资宁可被剁掉五个手指头也不肯向妻子低头，辞职回老家养伤放养，玉荣最后卖掉“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带着80万净资产到山村，经过与丈夫曲折的心理沟通，丈夫接纳了她，消除了长期的心理隔膜和障碍，重归于好，80万资产作了开发了西部一线天的旅游资源的前期启动资金，告别了过去的病态，走向心理健康的轨道；广播电视局局长徐灵芝对丈夫肖风过去的初次恋人的忌恨、妒嫉、憎恨、仇视，最后因涉嫌贿赂而被检察院拘捕审查；文学创作者蒋小玉对犯罪蹲大狱丈夫的忠守，蒋小春由于洁癖症致使丈夫刘金华离他而去留下一个女儿和她生活在一起，在外地又有了女人艳芳，蒋小春与丈夫的婚姻分裂、蒋小玉的丈夫蹲监狱，她们的婚姻都是不幸的，其阴影不能不追溯到父亲那儿；蒋小春的父亲由于不爱母亲，在她们姊妹很小的时候，她们的父亲曾经有外遇，与另外一位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蒋小春带领几个小姊妹对那女人采取了武力行动，迫使父亲那女人断绝关心，从此在蒋小春的心灵上埋下洁癖症的种子，致使她结婚不久心态患上了洁癖症。然而，蒋小春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同妻子的关系，结果，使蒋小春的母亲也患上了忧郁症，蒋小春的母亲迷恋上了法轮功，尽管在女儿们的劝阻下，她放弃了练法轮功，可又迷恋上舞场，夫妻的感情依旧。女作家用冷眼审视生命存在体的女性和男性关系的青春情感微妙曲折的裂变，揭示了徘徊于善与恶之间的长期性压抑、文化失去沟通、情感丧失交流与心理陌生，致使心理能量无法释放，导致心理变态。刘建芳揭示出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相为一体的本质之外的现代物质主义诱发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而产生的现代社会人性的第三大本质特征：及时行乐的情感心理变态综合症，可谓是另辟新径，独具匠心。营造故事着眼于夫妻情感需求与文化差异的冲突，性欲满足需求与个性差异的冲突、洁癖症与正常心态的冲突、现代浪漫婚姻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差异的冲突、物质需求与人格追求的差异冲突，揭示出人性中因心理能量的积淀而产生潜意识层的心理阴暗症，致使人性变异，诚信逐渐弱化乃至丧失，把虚伪心理应用到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把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金钱、物质、货物、虚伪、利用的基础上，人与人的情感、文化与道德的真实关系遭到亵渎、践踏与戕害，作者的创作思想具有一反千古传统儒家文化所界定的“人性善”与法家的‘人性恶“的观点，揭露和批判了物质主义诱发的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弊端症结，揭示出潜藏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中潜意识层次的生理与心理变态造成的残酷性、凶恶性、虚伪性、阴险性。

    刘建芳的的《女性烟火》，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因文化差异、观念差异、个性差异、地位差异、心理差异、经济差异而引发的情感冲突、性冷淡、性冲突、性分裂、家庭分裂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作者为此而痛心疾首，呼唤着一个千古不变的人性化主题：返朴归真，保持平常心态，还人类情感人道主义的本来面目。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玉荣自幼腿脚残疾，膝盖以下失去知觉，由于第一次婚姻的破裂阴影的长期笼罩困扰，致使他的心态有细微的情感变异。31岁时，一个比她小8岁乡镇秘书闯进了她的情感生活圈，与她结为姻缘。不幸的是婚后她怀孕流产，一度夫妻的性生活十分不和谐，产生情感障碍，七八年也没有生育。七八年的夫妻生活中，物质生活条件充裕、丰富，不缺钱，什么都顺心，就是有没有爱情的结晶，十分痛苦。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心理上的差异、年龄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个性上的差异、观念上的差异以及没有爱情结晶的孩子作中介，使他们夫妻的心理难以沟通，志趣难以相容，情感难以融合，心理日渐隔膜，进而滋生邪念，甚至产生杀害丈夫的恶念。她把一把尖利水果刀放在洪青的脖颈，那刀随着洪青的呼吸一起一伏，假如洪青翻个身，就会死在她的刀下。洪青忽然动了一下，她赶忙抽出手，刀尖掉在地上，她望着那刀发呆。玉荣又把水果刀放在丈夫的后背，认为从那里扎进去就会扎进他的后心窝，玉荣想象着尖刀扎进他心窝的样子：“涌出来一股一股的血，她会很忧伤地看着那涌动的血流到最后一滴。她真的想看看他的心是红颜色还是黑颜色，她真的不敢相信丈夫是为了40万块钱才跟她结婚的。”洪青一翻身把水果刀压在了脊骨下。玉荣又想自杀，把刀子放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只要刀尖一扎，“这里就会喷出鲜血，她将同样忧伤地看着这血流到最后一滴并和洪青的血流到一起，凝结成一块。”但是，她手中的刀子还是再次掉在了地上。他仍然没有勇气杀人，也没有勇气自杀。她的心事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如此演习了一番。当玉荣出门到了她的“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时，十几年前与她订婚举行婚礼时突然无影无踪消逝丢下她面对一百多张请柬欲哭无泪被人白眼嘲笑的肖风出现在这里，瞬间，玉荣的“肉体和心灵深处结了疤的伤痛隐隐作痛”，“旧伤一齐向她涌来，折磨着她的肉体，也折磨着她的灵魂”，她的心中全是“燃烧的火焰，她见谁的意思都没有”，她的脸上露出苦笑。在这之前，天刚亮她坐着轮椅出长河小区时发现有一个女人在树林子哭泣，她觉得那女人的哭声很是特别，一直跟在她的后面，与她见面答话，那女人叫徐风玉，是那女人的独特哭声给了她勇气，还认为那放声大哭的女人是可以值得信赖的，为了满足那女人的欲望，玉荣竟然答应为她免费做皮肤护理一年的承诺，她认为：“一个能在小树林里放声大哭的女人和一个在心里悄悄哭泣的女人相逢，毕竟还是可以靠近的，不管以什么方式靠近，不管结果会怎样，这种靠近总是有意义的。”可见，人性除了“恶”与“善”之外，还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情场失意与生活中落魄的心理与性变态症。玉荣为了维护情感的纯度、女人的个性尊严，她的心理一直被陌生的心理折磨着，他曾经想试图用钱袋里的钱赌回女人的尊严，找回自己的情感，但是，极度的心理虚弱，以致使她变得疯狂和自负，她一直在黑暗的人生隧道内徘徊着，在陌生的心理黑暗中辗转反侧。镌刻在肉体和心灵里情感里的隐痛，一直折磨着一个坚守情感纯度的残疾弱女子，怎么不心态畸变呢？即使她心态裂变了，但是，她对真情的执著追求没有变，对女人尊严的维护没有变，对爱情的温馨与梦想没有变。

    后来，由于她丈夫负责城关镇老百姓大搞养殖业，要求老百姓自筹资金修建建了28个羊圈，卖羊的款项由镇政府协助解决。羊圈修建好了，就是没钱买羊，等待镇党委的协助贷款买羊，乡党委政府本来是想让造纸厂协助解决，结果造纸厂被大火烧毁，养羊农户的卖羊款项也就泡汤了。由于对洪青地开空头支票十分反感，迫于无奈，只好找上洪青的家门。有个叫徐风玉的女人捷足先登，打了头阵，乘洪青不在时候，以哭闹死缠的方式向洪青的妻子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洪青的妻子玉荣经受不了这样的骚扰，不知实情，出于同情，用自家的2000元钱打发走了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结果招致洪青的一顿臭骂：“羊圈的事是男人的事，我讨厌女人占领男人的阵地……”还招致养羊户白天到“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吵闹，晚上到洪青的家里骚扰，最后闹出了哄抢洪青家的财产的滑稽丑剧，玉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报了110，110及时赶到解了围，使玉荣家的财产没有被抢劫。

    老百姓的天天纠缠，洪青无可奈何，只好躲藏，以外出海南作为骗取老百姓的掩饰屏障。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之玉荣用40万元钱作为离婚协议签字的赌注的胁迫，致使洪青堕入赌博的深渊，他和江波合作，以赌博赢回的钱逐渐给养殖户发放所谓的上面的贷款，每户养羊佬发放2000元，以解除老百姓对自己家庭的侵扰，捍卫男性的人格尊严，挽回男子汉的崇高。由于所采取的手段极端错误，陷入赌博怪圈难以自拔，越陷越深。最后由于输钱太多，被赌徒夺去左手的五个指头，她也不肯向自己的妻子低头求救，使他蒙受了巨大的人生耻辱。羞于面见领导、同事、世人、亲朋、好友，他放弃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追求，辞职离开工作岗位，给玉荣写了一份协议离婚书，回到自己的村庄，养伤，放养，陷入人生的苦难境地。

    对此，玉荣的良知复活，产生了对丈夫的怜悯之情，她在江波夫妻的帮助下，在洪青的家乡找到了丈夫，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返回“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后，就把她的“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转让变卖给方元元，带着80万净资产到山村，与丈夫经过曲折的心理沟通，丈夫接纳了她，消除了长期的心理隔膜和障碍，重归于好，80万资产作了开发了“西部一线天”旅游资源的前期启动资金，告别了过去的病态，走向心理健康的轨道，拯救了曾经一度输掉的的纯真爱情、人生信念、执著爱情。洪青的多方协调努力，得到乡党委政府政府的支持，经过专门的讨论研究，洪青的旅游资源开发的设想日趋成熟。洪青还到海南进行了考察，他的大学同学虽招待了他，但受到的刺激和启示也不小。回来后，更坚定了他们夫妇开发的信心。前期工程终于启动了，凤凰林的开发也启动了。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一些商家也纷纷前来考察落脚。尤其是玉荣的弟弟玉林从国外也引入一些商家，也引进了韩国的资金，银行贷款都先后一一落实。洪青与玉荣的内引外联的思路，是具有市场前瞻性眼光的。然而，在开辟马刨泉的大景点时，前后沟的村民发生械斗事件，洪青正好赶上，由于洪青的父亲的原因，后沟的山民将洪青活活砸死，经医院抢救无效，玉荣受到极大心理刺激，住院三次，成为一个爱情悲剧。“西部一线天”旅游资源的开发，成为抚平洪青、玉荣夫妇二人心灵创伤和隔膜的象征，成为拯救了他们夫妻的情感世界的象征，成为演绎男人和女人尊严的象征，成为展示男女事业与爱情和谐魅力的象征，成为展示男女真实情感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象征。

    作品中的另一个家庭，女主人公徐灵芝，丈夫肖风，有一个女儿。随着父母官场的退位，这位英俊潇洒的女婿肖风也就丧失了在仕途上提升发展的机会，只好放弃留在岳父岳母身边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方寻求发展。然而，肖风的妻子已经是副科级干部，非常担心丈夫回到原来的出身的地方，与原来的旧情人粘合在一起，使她陷于被丈夫冷漠的局面，陷入难堪的境地。凭替父亲的老关系，回到丈夫的老家，徐灵芝被提拔担任了该县广播电视局的局长，政治权力为他挟持限制丈夫的重温旧梦筑起了一道政治防堤。在徐灵芝看来，作为一个女人一旦丧失了性感魅力，就得寻找另外的办法限制男人的外遇的发生，要么用钱挟持，要么用政治权力来左右。他显然是选择了政治权力，防止丈夫肖风与过去的轮椅上的初恋者玉荣重温旧梦。肖风到了一所中学继续干体育教师的工作，仕途上十分失意，心里十分憋闷和压抑，常常以看武打片消磨时光，慵懒而无所事事。在徐灵芝的眼里丈夫就是一只阴森森的绵羊，他们的夫妻生活常常是同床异梦，丈夫患上了性冷淡症，女人却患上了性饥渴症，甚至出现了以手淫寻求刺激的性行为，令人作呕。为挽回夫妻的真情实感和平常心态，徐灵芝实施了在“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通过减肥来发起向肖风的旧情人玉荣进行情感报复的计划。丈夫对她的性冷淡，在徐灵芝的心理就是祸源，就因为女轮椅才使“她的丈夫没有了男人的风度，要借某种影视剧的刺激才把老婆当成替代品来展示男人的雄风，徐灵芝一想起这就恨得牙痒痒，他把对肖风的恨转化成对女轮椅的恨，这恨燃烧着她，使他全身哆嗦……”。“女轮椅的话，越难听越恶毒她心里越痛快，她感到自己的舌头上沾满了毒汁，只要喷射出去，就会把那个女轮椅毒死。她死了，她也就万无一失了。”徐灵芝一直认为：“只有空虚的女人才追求表面的精致和漂亮，就像百花园的女主人，她是因为残疾才这样拼命地挣钱，她以为钱的光环可以掩饰腿的残疾。掩饰自己的短处还不够，她还挖空心思引诱那些空虚的女人来这里消费，她把那些女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精致而漂亮的女人充塞着空虚的生活。”徐灵芝就这样为了固守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丈夫，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权力，还操纵副局长李壮举演出了一出县委书记的家门妹妹马翠花减肥毁坏“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的名誉的滑稽闹剧在电视广播局播放，李副局长被记者方元元围攻遭到李局长的羞辱，方元元被迫辞职，播放马翠花毁坏“百花园”美容护肤中心的事情招致县委书记马彪批评徐灵芝局长的后果。徐灵芝局长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女权心态的隐痛、裂变、分裂、变态。丈夫知道此事后，深感妻子的阴暗，赌气报名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只有20个学生的山村小学去支教。这位权力性的女人最后因涉嫌贿赂被检察院拘捕审查。其实，生活中的夫妻激情布景是短暂的，夫妻的福气才是永恒天长地久的。夫妻的性生活是否永远魅力无穷，要靠夫妻双方的相互关爱体贴去修复，靠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信仰、志趣、情趣的不断培养、磨合才能提升。而采取人为的、机械的、防范的、一厢情愿的、单方狭隘的手段显然是非常愚蠢的、笨拙的做法，徐灵芝越是这样，丈夫肖风的逆反心态就越严重，夫妻的心理的距离也就越远，也就越陌生，久而久之，性冷淡、性分裂、性变异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

    第三个家庭，主人公蒋小玉是一位文学创作者，自从丈夫因创作诗歌失去灵感后，因涉嫌吸毒，被判刑劳改，蒋小玉靠养殖来维持生活，坚持文学创作，这种耻辱带给她的打击仍然没有动摇她对他们夫妻真正爱情的执著追求，表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宽厚仁慈胸襟，是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代表。蒋小玉与丈夫是自由恋爱，丈夫是一位诗人，志同道合，由于失去创作灵感，吸毒被判刑，但蒋小玉仍然忠于他们的自由恋爱婚姻，他相信丈夫在监狱里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因为蒋小玉的心态很平静，很健康，没有过高的物质追求欲望，他总认为丈夫的失足只是一念之差，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这只是他们的婚姻不幸的偶然性，丈夫刑满释放，他们重归于好。

    第四个家庭，主人公是蒋小春与刘金华。蒋小春有洁癖症，其根源是小时候，因父亲有外遇，她率领姊妹几个痛打了那个勾引她父亲的女人，自此后心灵上一直笼罩上一层阴影，认为一切男人都很脏。她与刘金华结婚后，洁癖症日趋严重，她洗衣服，洗地板，洗家具，洗床上用品，洗澡，她的卧室基本上是以白色为主，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铺，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地板，洁净得一尘不染。她与刘金华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生了女儿佳音后，就因为蒋小春的这种洁癖症，生理不够正常，性冷淡日趋突出，乳房也日渐扁平，她一看见男人就觉得她浑身很脏，每次与丈夫进行性生活时也强烈要求丈夫刘金华洗上两个小时的澡，才能容许他上床。后来他们夫妻的性生活更加不和谐，经常吵架，迫使丈夫刘金华到外地打工，时间一长，刘金华在外面也有了女人，每月给蒋小春和女儿寄3000元钱，每年回一次家，因为他永远不能忘怀与蒋小春通过自由恋爱建立的家庭。而蒋小春也另有新欢，这样，蒋小春更加嫌弃丈夫的脏，洁癖症更加严重。而刘金华离开她，她又想刘金华：“远离她的刘金华是洁净的，他像是刚从大自然中走来的金童，披一身透明的露珠，跳着、笑着和清新的风一起跑向她拥抱她，她陶醉在这种洁净里快乐无比。她老是做这样的白日梦，她明知道这样的梦境是不现实的，可她还是这样幻想着。”蒋小春与刘金华的婚姻的分裂，完全是由于蒋小春的心态的洁癖症造成的。这说明即使是自由的恋爱婚姻，不建立在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基础上也是不会是牢固的，也自然引发婚姻破裂。

    蒋小春的父亲由于不爱母亲，在她们姊妹很小的时候，她们的父亲曾经有外遇，与另外一位女人发生性关系，在她们姊妹的强烈反感和百般哭闹下，与那女人断绝关心。但是，蒋小春的父亲一直与妻子的情感关系不好，使妻子患了抑郁症，迷恋上法轮功，练得十分投入，经过四个女儿的耐心劝阻，又涉足于舞场。

    第五个家庭，主人公是方元元与林荫，他们的婚姻属于现代冲动浪漫型结构，波折时常出现，矛盾时缓时紧，情感性生活十分浪漫，行为穿着十分时尚，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生活以及爱情家庭都显得我行我素。林荫是一个文化品位较高的医生，由于职业道德束缚，他成为妻子方元元的情感的、理性的、道德的恒定器，不断调节和整合着这个不成熟的家庭。

    作者所描绘出一幅幅振聋发聩的五个家庭夫妻心态变异：情感逼迫人的、破坏家庭的、摧残人性的性变态风景，为人性变态的残酷性、凶恶性、虚伪性、阴险性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学佐证。

    青年作家刘建芳试图揭示这种引发读者深入反思现代社会中的令人惶恍不安的夫妻“情感裂变的真相”，并试图用这种创作方法去证明人性之善与恶之外的情感变异心态综合症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的潜意识陷阱的危害性、残酷性、残酷性、凶恶性、虚伪性、阴险性，耐人寻味，令人反思。那么，刘建芳为什么要选择几个年龄层面不同的家庭夫妻亲情之间关系的情感裂痕、性欲变异、心理畸变、弥合修复、整合提升而重归于好呢？看来，青年作家刘建芳对儒家文化的阴暗、虚伪、残酷、丑恶的劣根性的一面有明确的认识，对现代物质文明中的纵欲性、享乐性、性戏谑、性猜忌、性妒忌的认识更是别开生面，另辟新径。其目的在于引发广大读者重新审视与重新反思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其中人的潜意识中的劣根性、丑恶性、虚伪性、残酷性与现代物质主义相结合后又派生出纵欲性、享乐性、性戏谑、性猜忌、性嫉妒要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这是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主题很独特的开创性的探索，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善意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双面性的再探索，也是对生命存在体的人的文化心理与人生经验的双重观照。

对人性“应然”与“实然”的审视

    刘建芳致力于揭示女人对男人情感的猜忌、算计、残害、争夺、予杀而达到表现对物质欲望的崇尚潜藏在“人性恶” 潜意识底层的症结的隐蔽性。在作者看来，从多方位的角度展示女性的情感过程就足以证明人性之恶一旦失去了道德的与理性的防堤，人的情感防线就容易被现代物质主义背后的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所诱发激活，纵欲的情感就会滋生，蔓延，膨胀，自然而然的人性就会成为功利主义的俘虏。作者这种揭示人性之恶的具有开创性的情感思维方式，本身就以儒家“人性善”的认识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的一面为突破口的。这正是力图证实“人性恶”的作家们与主张“人性善”的儒家相一致的地方是相悖离的，不同的，只是在关于人性的“实然”上，刘建芳的创作观点与儒家思想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对生命存在体的人的理解上，给以儒家猛烈打击的一半是属于儒家的，正因为他们以生命存在体的人的“应然”为立足点去看待人性的“实然”的，也能挖掘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核。也是青年作家刘建芳对亲情之间真挚情爱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呼唤，也是对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心理渴求，对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爱情生活的向往渴求。这样一种性心理畸变态势，又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儒家式的。而要遏制和制止这种人性中的“恶”的一面，就必须同健全和完善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与限制，改善人类亲近自然的方式，张扬人性中的“善”，使人永远拥有“山的气势”，“与山相依”，“走出人生的爱情的低谷”。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黑洞，你要付出一大部分精力来和各式各样的人周旋，这样你身边的黑洞就会少一些，什么豪情壮志在这样恶劣的人际关系中都显得是可笑的，也是可叹的。你得先想法堵住身边的黑洞，完整的生存下来，才可以去奢谈别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你才可能成功。” 因此，要使人类社会抛弃人性中的“恶”，消除人性掩盖下的虚伪性、凶恶性、虚伪性、阴险性，使人类向着趋荣避耻、趋善避恶、趋利避害、趋吉避凶、趋美避丑的健康方向发展前进。

揭露血缘关系的“实然”表达的则是“应然”。揭示“实然”来证明人性之“恶”时，仍然以“爱有差等”为前提的，以肯定亲情、骨肉之情、手足之情应胜过一切感情为逻辑起点的。这当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儒家观念。青年作家刘建芳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来理解现代高科技时代的生命存在体的人的亲情之间的性爱，以反传统儒家的价值尺度来度量现代社会里生命存在体的人的正常亲情性爱情感；意味着与儒家的人性善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当然，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与西方的“性恶论”观点相同，而是有很大的差别。西方人不会以为亲人之间关系的如何是人性恶习的最有力的证明，不会以亲子的关系的如何，以亲人间“本然”情感的有无来判定人性的恶。如观照“人性恶”的名著《蝇王》写的是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的超功利的残杀，意在说明，这样一种攻击性，作为一种生物性的“恶”，一种与生俱来的“本然”欲望，正是人性本恶的表现。西文的“性恶论”观点是以基督教的博爱为基础的，有别于墨家的“兼爱”，在反对“爱有差等”上却是一致的。从博爱原则出发，“应该否定爱的差等”。而“亲亲”在博爱者看来，是一种“本然”情感的表现，那这“血缘”型的情爱，也是一种恶。儒者视“子为父隐”、“在饥饿之下先把面包给父亲”的行为、作法是理应如此，不这样便是禽兽，而博爱者则视为人性之恶。

    在判定人“性本善”抑或“性本恶”时，以血缘之间的关系如何为依据，或者，从血缘关系的如何出发，对人“性本善”抑或“性本恶”做出判断，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思维模式。而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就主张“人性恶”的观点，是为了推行他的严刑峻法，他说：“……父亲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赞，产妇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爱贺，女子杀之也，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子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也！”亲情血缘亲子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人与人之间呢！刘建芳的《女性烟火》通过经济业主的残疾女性、拥有权力的女性、洁癖症的女性、浪漫型的女性、平常心态型的女性家庭故事叙述结构和系统的哲理性议论对人性的善恶与变态作出评判！也蕴含着作家对人生经验感悟的“必然”。

    韩非是证明式的，而刘建芳的小说故事中夫妻情感则是演绎式的、描述式的。其结论相同：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完全是一种情感利害的需求与需要关系。

    当代作家在表现“人性恶”时以这种方式，也有着人生经验上的必然。现实生活中，夫妻、亲子、兄弟、姊妹、姐弟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孔孟所构想的那么美好。相反，在中国，父子反目、夫妻仇杀、姊妹妒忌、兄弟戕害的事可谓相当普遍。应该从切身的利害与体验出发，正视“人性恶”才是“实然”。在现代的知识经济时代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生命存在体的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态变异日趋明显，物质主义引发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心理变异态势日趋突出。人类本然的“人性恶”这一块遮羞布应该撕破，应该正确认识“性本善”的古老命题，正视冷酷自私的心态。儒家学者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维护那些投机钻营者享用财富的世道，蒙骗那些贫穷者维护挣扎糊口却觉得道德的人间。因而，生活中正统观念型的人，处处碰壁，即使有财也难以保住，有名也会不受人尊敬，有权也不会用。而投机钻营型的人，无财可以不择手段占有财富，无权也能唾手可得地得到权力，刘建芳的《女人烟火》，所描写的夫妻情爱也浸入冷冰冰的物质利害关系的计量中。小说中无论是女主人公，还是男性人物的举动都是一种非自觉的对人性“本然”的领悟。作者从这几个家庭男女之间的情爱中切身感受到夫妻亲人之间的冷漠仇视的现实严峻性，由此出发推断出在物质主义诱发下，情感的纵欲与物质的私欲恶性膨胀使“人性恶”的一面开始大面积地浮出社会生活的水面，拯救人的良知和平常心态，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在中国，夫妻之间为何与孔孟设想的相反呢？这恐怕要归咎于孔孟的“孝悌”理论，这不仅没有使中国人亲子兄弟间更融洽，反而使血亲之间本来应有的那种超功利的“本然”情爱被扼杀，而以相互算计之心取而代之。中国有许多关于应该做儿女的规则教导，有许多关于上对上应该如何如何却讲得极少。中国有《二十四孝图》却没有“二十四慈图”。在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里，做父母是无须学的，给了子女以生命，这就是父母了。给了儿女以生命，就是无限的思惠，儿女终生也报答不完。儒家文化认为，父母给了儿女生命后，这生命就成了父母的私有财产，并对此有绝对的支配权，“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明父对子有生杀欲夺之大权。这种对子女有“债立意识”的借贷行为，期待着子女将来以尽可能高的利息偿还，即“养育之恩”。中国的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姐妹之间、兄与弟之间为什么不能如孔孟梦想的那样相亲相爱，或少些争吵斗殴，万恶之源就在于孔孟给父母的那种债权人资格。认为父母对子女无论怎样总是恩人，认为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就具备了债权人的资格、这种观念怎样产生又怎样积淀为一种牢固的文化心理的呢？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强烈的重视生存意识的产物。认为父母给了子女生命是一种极大的恩惠，逻辑前提便是认为生命是有绝对的正面价值的，即认为只要活着，无论怎样活着，都是值得庆幸的，所以，应该对能使自己活着的父母感受戴德。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儒道互补，但都重视生，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乐感文化”的原因。活着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活着就是一种享受，哪怕是极痛苦的活着。正是这种重视生的意识，产生了儒家的“ 养育之恩”的观念，铸造了父母们的“债主意识”和子女们的“债务意识”。这种重视生的意识，正是自足自安的小农经济的土壤上滋生出的社会心理。可见，孔孟的构想本身便是中国特别发达的小农经济的产物，这又使中国人具有了重视生的强烈意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公式：“逼债冲突赖债”的小农经济意识使中国人怀有那种夫妻亲子兄弟姐妹间相亲相爱，恰恰相反，统统相关的梦想，又正是特别发达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人实现这种梦想，这是中国文化的典型悖论。 

    当然，刘建芳毕竟是创作长篇小说的文坛新人，对塑造人物形象、心理变异的故事的线性叙述比较拖沓冗赘，揭示人物性格缺乏典型而有力度的细节描写，段落构成也过于冗长繁琐，小城市不同层次的文化人的个性化语言的把握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意识流动的心理切换、悬念设置、结构精细缝合等还缺乏足够的成熟性，尤其是在故事的叙述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展示过程中，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透感悟的灵魂主线。当然，如果借鉴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与刻画性格，在这一过程中渗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现代物质主义引诱下的纵欲主义的恶性膨胀的异化主题来，那就具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品味。